談《水滸傳》思想的複雜性

引言

《水滸傳》是中國「四大古典小說」之一,也是四部古典小說中最具爭議性的一本,一些和《水滸傳》有關的問題(例如它的作者問題、版本問題、歷史背景問題)至今仍未有定論。不過,《水滸傳》中引起爭議的地方不僅在於上述這些形式上的問題,還在於它的思想的複雜性。本文嘗試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水滸傳》之所以具爭議性,乃在於它的中心內容觸及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造反,而且由於小說中的造反者-梁山好漢造反不徹底(他們最後是接受「招安」-即向朝廷投降,而且還奉朝廷之命鎮壓其他造反者),這就更引起後世論者的爭議,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對《水滸傳》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評價。其實,各派論者不僅在評價這部小說的思想性方面存在分歧,他們對這本小說的情節和人物的詮釋也如南轅北轍,例如對於小說中的主角-宋江究竟屬於甚麼樣的人,簡直是眾說紛紜,忠奸賢愚兼而有之。

《水滸傳》還有另一方面的複雜性,即它存在大量「糟粕」(小說中一些殘忍甚至有歪正道的情節)。這一點使《水滸傳》跟《西遊記》很不同,《西遊記》在某程度上可以被當作童話,而《水滸傳》則多的是「兒童不宜」的情節,離「童真」相去甚遠。無怪乎坊間會出現一些略去「糟粕」、專供青少年閱讀的《潔本水滸傳》或《水滸少年版》。正因為有「潔本」和「少年版」的存在,才更見《水滸傳》的複雜性。以下本文將分兩部分討論《水滸傳》的上述兩種複雜性。

《水滸傳》複雜性來源之一:對故事情節及主角的詮釋及評價

造反主題

誠如筆者在「引言」中所言,《水滸傳》的中心內容是關於造反。造反在古代社會固然是大逆不道的,即使在現代社會,造反也被視為一種不正常的社會現像。除非有十分充分的理據,否則難以得到社會大多數人的認同。事實上,在古今中外,造反始終難以與犯罪或其他反社會行為劃清界線。可以這樣說,《水滸傳》的造反主題對一般讀者心中的維護現有社會制度的理念構成了一定程度的沖擊(註1)。我們試拿《水滸傳》跟《西遊記》和《三國演義》作一比較。後兩部小說的主題思想都是維護既有的社會秩序,《西遊記》的開首雖然講述了孫悟空大鬧天宮的「造反」行徑,但最終孫悟空還是「回歸正途」,保護師父取西經,還一路儆惡懲奸,最後得以「修成正果」;《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擁劉反曹」,就更加是維護封建正統。相比之下,《水滸傳》的造反主題便顯得非常大逆不道。雖然梁山好漢最終是「改邪歸正」,接受朝廷招安,並且奉朝廷命討伐其他造反者,但切勿忘記《水滸傳》最為人熟知和津津樂道的部分還是它的前半部分-即講述梁山聚義的部分(註2)。梁山好漢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幫落草為寇的造反者,而非改邪歸正的朝廷鷹犬。這一點正是梁山好漢區別於孫悟空之處。

正由於《水滸傳》的造反主題對讀者維護社會秩序的理念構成正面沖擊,《水滸傳》的讀者在心理上須經歷一個把梁山好漢的行徑「合理化」的過程(除非該名讀者是抱著仇視「梁山賊」的心態讀這本小說),即同意《水滸傳》所描寫的時代政治腐敗、貪官污吏橫行,因而梁山好漢造反有理。而且請注意,這是一個有條件的合理化過程,即一般讀者並非認同一切造反行為,而只是認同在「官逼」情況下的「民反」行為。因此一位《水滸傳》的讀者可以一方面贊同梁山好漢的造反行徑,而另一方面卻對發生在他周遭現實環境的反社會行為持否定態度。同樣,一位熱愛《水滸傳》的家長或教師可以一方面鼓勵他的孩子或學生讀《水滸傳》,卻同時教導他們做個循規蹈矩的乖孩子,這就是《水滸傳》複雜性之所在。相比之下,《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的讀者在心理上無須經歷上述合理化過程,因為尊師重道、儆惡懲奸、維護忠義之道在一般讀者心目中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

雖然《水滸傳》如上所述具有大逆不道的主題,可是歷來它卻又能為廣大讀者接受,甚至躋身於「中國四大古典小說」之林。其原因何在?除了因為它有很高的文學技巧外,筆者認為那是由於它的造反主題切合了廣大讀者的一種需要,就是對壓迫的控訴。事實上,這種需要不僅在中國存在,在外國也存在,所以外國亦有關於「俠盜」的小說(如羅賓漢),只是其藝術性和影響力遠遠不及中國的《水滸傳》而已。在古代社會,尤其是政治腐敗或處於異族壓迫的時期,封建剝削沉重,貪官污吏橫行,廣大百姓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敢怒而不敢言,而《水滸傳》正好為他們出了一口污氣。在現代社會,由於幾乎世界每個國家都曾經過革命的洗禮,人們對「造反/革命」等反政府行為有更大的理解和容忍度,因此即使生活在現今政治較為清明的國家裡,也能認同古代造反者的行為。

事實上,在古代《水滸傳》也確曾成為造反者的崇拜或模倣對象。例如明末和清代的造反者以至秘密幫會(如天地會)都曾模倣梁山的組織形式或梁山人物的名號。正由於《水滸傳》是這麼深入民心,而其造反思想又對封建秩序構成一定威脅,《水滸傳》自它誕生之日起便屢遭統治者以「誨盜」為由被查禁毀版。據民間傳說,施耐庵本人便因寫作此書而遭明太祖下令輯捕,清朝的幾代皇帝更曾下令將《水滸傳》毀版。可是《水滸傳》仍是禁而不絕,由此可見它的造反主題在舊社會中確有極大的認受性。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即使立場極端反動、極度仇視梁山泊的《水滸》續書《蕩寇誌》,也有官迫民反的情節。例如該書開場便講述道人陳希真的女兒陳麗卿為高衙內垂涎,父女被迫落草猿臂寨,最後獲朝廷招安。最有趣的是,該書不但沒有為奸臣蔡京、高俅等辯護,而且還特地安排林沖宰殺高衙內和宋徽宗貶殺奸臣等情節。由此可見,即使是從統治階級立場出發的文人,也不得不承認揭竿起義有時確是迫不得已的,而殺奸臣亦是大快人心的。它跟《水滸傳》的分歧在於,《蕩寇誌》的作者其實是在宣揚一種起義者的「模範」,認為只有像陳希真那樣不幹綠林勾當、專心等待朝廷招安才算是值得原諒的造反者的應有行為。至於像梁山泊那樣的造反者,則只是十惡不赦的盜賊,必須斬盡殺絕。

其實,界定某一反政府行為的性質(究竟是革命、起義、抗暴,還是叛逆、暴亂、盜賊行為)並不總是清晰判然的,很多時候是數者兼備,亦「正」亦「邪」。同樣,《水滸傳》所宣揚的意識也不能簡單地劃歸「革命」或「誨盜」的範疇。正如歷史上被定性為「革命」或「起義」的反政府隊伍中少不免也會攙雜真正的盜匪黑幫(例如在支持孫中山革命的組織中便有黑幫組織),同樣,梁山一百○八人也包含諸色人等,既有飽受壓迫、被迫落草的林沖和見義勇為、打抱不平的魯智深,亦有專做鼠竊狗偷行徑的時遷和開人肉作坊的孫二娘。這就為評價《水滸傳》增加困難,所以筆者認為,《水滸傳》的亦正亦邪雙重性其實只是反映了歷史上眾多反政府行為的亦正亦邪雙重性。因此,《水滸傳》的複雜性乃在於其歷史真實性。

受招安和征四寇情節

如果《水滸傳》的故事止於梁山聚義(即最通行的「七十回本」),或者敘說梁山最後被官軍蕩平,或者違反歷史事實,敘說梁山軍最終推翻宋朝,那麼它還不是那麼具爭議性,因為這樣梁山好漢畢竟貫徹了他們的造反事業(不管是成是敗)。可是《水滸傳》的作者偏要安排梁山好漢歸順朝廷(即受招安),再進而征討其他造反者(註3),這就引起後世的無窮爭議。這些爭議主要是圍繞對梁山泊的中心人物-宋江的評價,大致上可以歸納為五種意見,其中前兩種是古代的觀點,後三種則是現代的觀點。

第一種意見認為宋江是「替天行道」的「忠義之士」。這裡「替天行道」的意思不是要取天子的地位而代之,而是由於奸臣當道,天子遭受蒙蔽,導致天下大亂,梁山好漢的任務就是要幫助天子誅除奸佞,恢復朝綱。因此宋江的目的不是要推翻宋朝,而是本著一片忠義之心,矢志報效朝廷,並且還要鎮壓其他不忠於宋廷的造反者。概括言之,就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種觀點正反映了「一百二十回本」的精神,因為「一百二十回本」的後半部正是講述梁山好漢如何在奸臣的百般阻撓外,仍然不負朝廷所託,討平邊患和叛匪。是故「一百二十回本」又稱《忠義水滸全傳》。

第二種意見認為宋江是「賊首」和奸惡之徒,刪節《水滸傳》的清代文人金聖歎是這種觀點的代表。被刪去的後五十回是敘述梁山好漢受招安和報效朝廷,正是顯示宋江「忠義」的情節。因此金聖歎刪去後五十回除了因為其情節、文字較前七十回拙劣外,其實還有一筆勾銷宋江「忠義」性質的用意。除了刪去原著後半部分外,金聖歎還竄改《水滸傳》的內容。雖然他所竄改的地方一般只是一些細微部分,而非主要的故事情節,但其用意是要透過某些細節顯出宋江的奸猾,以達到某種「微言大義」的效果。例如他對跟隨晁蓋前往攻打曾頭市的頭領名單作了某些更動,使名單中的頭領盡是當初跟隨晁蓋上山或擁立晁蓋的頭領,以此暗示梁山已分裂為「親晁蓋派」和「親宋江派」,而只有前者跟隨晁蓋出戰。這樣金聖歎便塑造了一個架空並篡奪晁蓋領導權的宋江形象。

第三種意見認為宋江是農民起義軍領袖,這主要是就前七十回而說的,因為前七十回的主要情節正是講述梁山好漢(包括宋江)如何被迫上梁山,並進行反抗官軍,乃至攻州奪府、殺害朝廷命官的活動。這種意見是中共建政初年內地的主流意見,這可能是由於當時一般人只知有「七十回本」,因而只著重看宋江造反的一面。雖然宋江的受招安意圖在前七十回已略見端倪(註4),但由於「七十回本」是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為結局,正是造反的巔峰期,因此造反主題非常突出,而受招安主題則被掩蓋了。

第四種意見認為宋江是投降派,是農民起義的叛徒。這種觀點最盛行於文革動亂時期,尤其是在「四人幫」發動「評水滸」運動之後。這種觀點可以毛澤東對《水滸》的批示以及文革時期多篇批判宋江的文章或刊物(例如《宋江析》)作為代表。毛澤東的批示是這樣的: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 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宋江析》則對宋江上梁山前的事蹟一直到成為梁山泊主並受招安的過程詳加分析,指出宋江根本就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上梁山只是權宜之計,他的最終目標還是向朝廷投降。該書還採納了金聖歎批改《水滸》的很多觀點,把宋江說成是處心積慮要架空晁蓋,奪取梁山領導權以遂其投降意願。此外,該書還指出梁山一伙曾圍繞受招安一事分裂為投降派(以宋江、盧俊義為首)和反投降派(包括魯智深、李逵等人),並且發生過激烈鬥爭,但最後還是投降派取得勝利,斷送了梁山的起義事業,最後還成為朝廷的鷹犬,幫手鎮壓其他堅定不移的農民起義隊伍。

除了上述四種觀點外,近年內地電視台拍攝的《水滸傳》劇集其實代表了又一種新觀點。該電視劇把宋江塑造成一個帶有兩面性的人物。一方面他是愚忠的,他的最大志向是為國家出力,因此竭力主張受招安,但另一方面,該劇集中的宋江形象也並不算太壞。例如它沒有把宋江塑造成一個假忠假義、玩弄權術的人物,也沒有把他塑造成篡奪梁山領導權並出賣梁山事業的叛徒,他接受朝廷招安的出發點除了「忠心報答趙官家」外,也是為弟兄的出路設想。在奉派征討方臘的過程中,電視劇也沒有把宋江塑造成窮凶極惡的朝廷鷹犬,而是特地加插了一段宋江勸方臘投降以避免生靈涂炭的片段。最後,當宋江看到朝廷濫殺被俘的造反士兵時,他還是痛心疾首地為這些戰俘求情。

筆者認為,出現上述多種宋江形象,一方面是由於《水滸傳》本來是來自話本和雜劇,而這些話本和雜劇又是集體創作的結果;另一方面亦由於原著中的宋江其實是一個頗為矛盾的人物,他沒有帝王思想(而且還有忠君愛國的思想),不可能把梁山建設成真正的造反隊伍,但是他的「愚忠」又未至於令他甘願作一個貼貼服服的順民,否則他便不會在何濤前往捉拿晁蓋之際「擔著血海的干係」向晁蓋通風報信,也不會在成為梁山一員後多次領兵攻打州縣。因此可以說,宋江是一個既「忠」且「奸」的角色(不論是從朝廷的角度還是從造反者的角度出發),任何對宋江的簡單化評價,把他定性為忠義之士、奸惡之徒、堅定不移的農民起義領袖或處心積慮的投降派,都會失諸偏頗。其實歷史事實又何嘗不是如此?對歷史上的很多事件和人物,同樣都不能作簡單化評價。因此,筆者認為,《水滸傳》的複雜性其實反映了現實歷史的複雜性。

《水滸傳》的矛盾不僅表現在對宋江的評價上,亦表現在對梁山好漢的出路問題的意見上。而問題的關鍵在於宋江根本沒有帝王思想。在中國古代,志在推翻朝廷或割據一方的造反者(如陳勝、黃巢、李自成、洪秀全,乃至《水滸傳》也有描述的方臘),無一例外都有帝王思想,我們無法設想這些造反者會建立一套「共和制度」,或者《桃花源記》所描述的那種「烏托邦」式社會,這是時代的局限性。既然宋江根本沒有帝王思想,梁山事業的發展空間便非常有限,因為他們不可能建立一個與宋朝分庭抗禮的新政權。要麼在較佳的條件下接受招安,要麼繼續嘯聚於梁山,但時常有朝廷派軍前來圍剿之虞。結果宋江選擇了前者。

即使撇除宋江的因素,單單討論甚麼才是梁山好漢的最佳出路,這仍然是充滿矛盾的問題。接受招安似乎不是最佳的出路,因為正如《水滸全傳》所描述的,接受招安的大多數梁山好漢最終只是落得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慘結局。唯一能全身而退的方法似乎只有像公孫勝那樣遁蹟江湖,或者像李俊那樣遠走他方,另覓乾淨土,可是這樣做似乎埋沒了梁山好漢的一身本事,某些希望有所作為的梁山頭領似乎也不甘心選擇走這條路。而按照「革命火紅」年代的說法,這是放棄現實生活中的鬥爭,因而也是不可取的。若果不接受招安,便只有反抗到底。過去在火紅年代,一面倒認為這是唯一「政治正確」的出路。可是正如上段所述,中國古代的「徹底」造反者無一例外都具有帝王思想,一旦造反成功只會建立另一個封建王朝,按照火紅年代的標準說法,這是地主階級篡奪了農民起義的成果,因此梁山英雄似乎只有奮戰失敗才是最「政治正確」的出路!或許這正反映了中國古代農民造反的局限性和悲劇性。

《水滸傳》的上述矛盾為後世續寫或改寫《水滸傳》的作者提供了無窮的發揮空間,因而出現了多種續書或改編的《水滸傳》,這些作品所描繪的宋江形象和安排的梁山結局各有不同,代表了各種不同的評價(註5)。在描繪宋江形象方面,主要有正面和反面兩種,其中反面的形象又分兩種類型,有的把宋江描繪為假忠假義的奸惡之徒(如《蕩寇誌》、《新水滸傳》、《殘水滸》),而有的則把他描繪為斷送梁山事業的叛徒(如褚同慶的《水滸新傳》)。而正面的描繪則更為多種多樣,有的把宋江描繪為忠君愛國之士(如《征四寇》、《水滸中傳》),有的把他描繪為愛國但不一定忠君的人物,其愛國表現為領導眾好漢參加抗遼(如《水滸別傳》)或抗金戰爭(如張恨水的《水滸新傳》)。有的則把他描繪為成功的起義領袖,深得眾頭領擁護(如《水泊梁山》),甚至深受百姓愛戴(如《古本水滸傳》)。

在梁山好漢的結局方面,有的續書或改編根本不提眾好漢受招安的情節,而是以梁山大聚義結局(如《古本水滸傳》、《水泊梁山》);有的只輕輕帶過梁山受招安的情節便告結束(如《新水滸傳》)。有的則詳細描述梁山好漢在受招安問題上分裂為投降派和反投降派,不過即使主題相同,角色安排卻可以迥異,例如褚同慶的《水滸新傳》以宋江為投降派的首領;而《殘水滸》卻以宋江為反投降派的首領(但宋江最後還是為張叔夜所擒)。《蕩寇誌》則講述宋江曾試圖向朝廷投降,但終究未能成事,最後以張叔夜討平梁山,殺盡梁山眾頭領結束。上述諸書都是以梁山事業失敗而結束的,其他書則繼續講述梁山好漢在受招安後的發展。最經典的莫如《征四寇》和《水滸中傳》講述梁山好漢討伐其他造反者,最後損兵折將,宋江還落得狡兔死,走狗烹的收場。其他書雖亦有受招安情節,但沒有講述梁山好漢討伐其他造反者,而是講述他們參加抗遼或抗金戰爭。其中有講述他們勝利的(如《水滸別傳》),亦有講述他們失敗殉國的(如張恨水的《水滸新傳》)。除此以外,還有一些續書說得更遠,它們或是述說梁山餘部或後人起義抗金的事蹟(如《水滸後傳》、《水滸別傳》),或是述說宋江、盧俊義等人托世轉生為楊么、王摩,在洞庭湖再度造反,最後為岳飛剿平(《後水滸傳》)。由以上所述可見,一部《水滸》竟然派生出這麼多續書和改編,其中有些書的立場更是截然相反,這種現象在世界文學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而這亦正正反映了《水滸傳》思想的複雜性。

《水滸傳》複雜性來源之二:糟粕

造成《水滸傳》思想複雜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存在大量糟粕,《水滸傳》的糟粕大致上可歸為以下幾類:

(一)殘忍行為

《水滸傳》所記載的某些殺人行為是相當殘忍的(本文不擬抄錄《水滸傳》中有關殘忍行為的文字,請讀者自行查閱原著),例如李逵殺黃文炳、石秀殺潘巧雲,都使用極之殘忍的方法。如果陷害宋江的黃文炳還算是死有餘辜的話,那麼背夫偷漢和以饞言迫走石秀的潘巧雲卻是罪不至死,更加不至於要用那麼殘忍的手段治死她。事實上,後世對石秀的評論,多有認為他的手段過於狠毒。如果上述兩個例子只屬「個別事例」,那麼剖腹剜心卻是綠林上的慣常刑罰,例如射殺晁蓋的史文恭便遭受這種極刑。如果綠林中人用這些殘酷刑罰來對待敵人或仇家還算情有可原,那麼十字坡孫二娘和揭陽嶺李立迷暈過路客商並拿來作人肉饅頭,以及清風山強人捉拿過路人剖心製「醒酒湯」,這些行徑便實在難教人認同了。事實上,正由於孫二娘、李立和清風山強人的行徑,他們幾乎曾害死武松、魯智深和宋江。

(二)濫殺無辜

假如有些人認為不能用現代人的標準來衡量古代人的行為,那麼以下所述的濫殺無辜、盜賊行徑和有違正理就不是古今尺度差異的問題。梁山泊作為一伙造反者,少不免是要殺人的,而攻城略地時也難免會殃及無辜百姓。可是《水滸傳》中描寫的很多殺人行為卻大大超出上述的「容許範圍」,而是屬於濫殺無辜,其中尤以黑旋風李逵為甚。李逵在上陣時奮勇殺敵,這是人所稱道的,可是李逵在殺得性起時,往往敵友不分,連己方的兵士也錯殺。如果李逵在戰場上錯殺戰友還可以解釋為混亂的環境使他判斷錯誤,那麼以下四宗殺人事件便實在難以再作辯解了。第一宗是為了迫朱仝上梁山而殺害滄州的小衙內,殺害無辜幼童無疑是一件傷天害理的事,更何況那名幼童又是朱仝所愛,所以當一向敦品仁厚的朱仝在梁山遇見李逵時,他幾乎要和李逵拼命。第二宗是為了迫公孫勝回梁山而企圖殺害其師傅羅真人。雖然結果李逵還是殺不了懂得法術的羅真人(而且還被其戲弄),但是李逵的行徑實在有違朋友之道。第三宗是在三打祝家莊戰事即將完結之際,把已與梁山達成和議,並且正要把祝家三少爺擒獻梁山以示友好的扈家莊闔莊老小全部殺害。此一行徑不僅殘忍,而且違反了梁山與扈家莊的協定,實在有損梁山信譽。第四宗則是殺害有意投奔梁山的韓伯龍。假如上述三宗殺人事件還勉強算是殺害「異己分子」,那麼殺害韓伯龍就真是莫名其妙。雖然原著解釋韓伯龍之死是由於他不在一百○八人數內,但撇開這些迷信說法,我們不得不說李逵的殺人行徑已到了嗜殺成性的病態地步。

其實除了李逵外,梁山其他頭領也有濫殺無辜的行為,例如前述的孫二娘、李立、清風山強人,以及以下會次第提到的殺人越貨盜賊行徑、為迫人落草而不惜殺人並嫁禍他人的行徑等。這些都留待各部分詳細討論,這裡不再贅述。

(三)盜賊和惡霸行為

歷來歌頌《水滸傳》的人都把梁山人物說成是鋤強扶弱、劫富濟貧或者為世所迫,起而反抗的好漢。誠然,在梁山眾多頭領中,確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真英雄,如魯智深、石秀等是,尤其是魯智深,為了幫助素未謀面的金老頭父女和好友林沖,竟致兩次被迫流亡。此外,也有本性善良,但為奸人所害不得不迫上梁山的好漢,如林沖便是這方面的典型人物。不過,如果細心考究,我們亦不難發現,在梁山眾頭領中,亦不乏綠林(或江洋)大盜,他們有些人(雖非全部)的行徑實難以稱得上是「好漢」。事實上,梁山便是由多個山寨的人馬匯合而成的。雖說這些人可能都是為世所迫而落草為寇,但是他們之中有些人的行徑卻接近惡匪多於「俠盜」,這方面的例子包括:梁山早年規定,新入伙者須在山下殺一個人,取其首級送上山作為「投名狀」;張橫在潯陽江上當水賊,在劫人財物後還迫人跳船,宋江便差點被他迫得淹死於潯陽江中;周通在桃花莊強娶劉太公女兒作壓寨夫人,其行徑跟某些貪官惡霸強搶民女沒有太大分別。

即使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智取生辰綱」事件,本質上也是一種「黑吃黑」的強盜行徑,而非某些人所說的「劫富濟貧」。雖然吳用等人曾以生辰綱為「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作為他們劫奪生辰綱的「合理化解釋」,不過根據《水滸傳》的記載,他們劫奪生辰綱卻完全沒有劫富濟貧的意思,而是準備私分,這從公孫勝對晁蓋所說「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便可清楚看出。因此嚴格地說,他們只是劫「不義之財」以遂其私心。雖然後來宋江在攻州奪府後確有開倉賑濟窮民之舉,不過這不能說明梁山從來都是以劫富濟貧為宗旨的。而這一點也進一步證明梁山泊是一群品流複雜,亦正亦邪的人物。

除了盜匪外,梁山頭領中也有一些人本來是土豪惡霸或甚至惡吏。例如潯陽鎮上的穆弘、穆春兄弟便是典型的惡霸,當薛永在鎮上賣藝而宋江給他賞銀時,穆氏兄弟竟以薛永未拜見他們而追打薛永和宋江(其實這裡應有勒索「保護費」的用意)。而曾經擔任江州兩院押牢節級的戴宗,雖說不上是貪官,但也是一名惡吏。當宋江被押解至江州牢城時,戴宗便首先向宋江勒索賞銀,這種行為其實跟林沖在滄州牢城營遇到的那名差撥沒有多大差異。

有些人或許不同意筆者在上面的評論,認為筆者是在「苛責」梁山好漢,畢竟他們不是完人。問題的關鍵正在於此,以往某些歌頌《水滸傳》的評論實在過於美化梁山人物,把他們說成是「怪盜一枝梅」式的俠盜。其實梁山好漢既然大多出身於綠林或市井,難免會沾染江湖習氣,幹一些強盜勾當或恃強凌弱的事。本文無意抹黑或看扁梁山人物,但也反對過於美化原著中的梁山人物(惟《水滸傳》的改編或續書中的人物則另作別論,因為那已不是原著作者的意思)。本文只希望還《水滸傳》以本來面目。

(四)有歪正理或俠義之道的行為

《水滸傳》中最受人非議的是一些有歪正理或俠義之道的行為,這主要表現在梁山人物為了迫其他人落草為寇,有時竟不擇手段,做一些有違俠義之道的事,甚至嫁禍當事人,令他走投無路,唯有落草為寇。這一方面的例子除了上述李逵殺害小衙內迫朱仝上梁山外,手段最骯髒的當推宋江迫秦明落草清風山的手法。為斷絕秦明歸路,宋江竟派人假扮秦明,在青州外圍屠殺了數百家平民,害得秦明一家為官府所殺,無處容身,唯有落草為寇。常言道「盜亦有道」,宋江在這件事上實在是完全違反正道。後世某些評論家把宋江定性為奸惡之徒,「秦明事件」相信是其中一個重要論據。

除了上述例子外,《水滸傳》還記載了其他以不正當手段迫人上梁山的事件。舉其要者如為迫徐寧上山,派遣時遷前往盜取其家傳之寶雁翎甲,引徐寧追捕時遷,然後設法迷暈徐寧,將其挾持上山,並派人假扮徐寧為盜劫奪客商,以斷其歸路。此外,蕭讓、金大堅也是在非自願情況下被哄騙上山的。

梁山部分頭領的行為也非好漢所為。除了前述周通強娶民女外,最為人詬病的當推身居五虎上將之一,自號「風流萬戶侯」的董平。董平之所以上梁山除了因為被梁山軍生擒被迫投降外,主要還是為了搶奪東平府太守程萬里的女兒。為此,他竟在東平府城破之時逕自殺害程萬里全家,奪其女兒。由此可見,董平實在難以稱得上是英雄,他所做的比起垂涎林沖妻子美色的高衙內來說,真是有過之無不及。

其實我們完全可以作出以下的設想,假如《水滸傳》的作者不是把程萬里說成是東平府太守,而是某名梁山頭領的親屬,那麼董平便自然成為梁山的敵人,而且是死有餘辜的敵人。因此這裡帶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讀者對小說中人物的好惡,很大程度上視乎作者是「站在誰的一邊」。同樣是奪人妻女,淫辱良家婦女的綠林強人,周通、董平可以成為梁山「好」漢;而瓦罐寺的崔道成和邱小乙、蜈蚣嶺的王道人、牛頭山的王江和董海等卻成為反面人物,為梁山英雄所殺。同樣是劫奪客商、迫人跳江的水賊,潯陽江的張橫可以成為梁山頭領,而揚子江的張旺和孫五卻要做梁山頭領張順的刀下鬼,其分別只在於前者是張順的哥哥,而後者卻「有眼不識泰山」,竟然打劫張順。

(五)不合情理/不近人情的情節

歷來評論《水滸傳》的人都有指出《水滸傳》某些不合情理的地方,例如地理上的錯誤,不過這些都只是無傷大雅的錯誤。較嚴重的還是一些不近人情的情節,令某些梁山英雄成了無感情或沒心肝的人。其中最為人詬病者當推扈三娘在全家為李逵所殺的情況下,竟然還應允下嫁一個「五短身材,一雙光眼」的矮腳虎王英。後世評論《水滸傳》作者安排以一丈青嫁王矮虎,多有認為這是對一丈青的戲謔(假如說不上是「委屈」),其實這裡何止戲謔?而《水滸傳》作者對此的解釋只是扈三娘「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卻不得」,試問滅門之仇在前,義將安在?這不能不說是《水滸傳》的一大敗筆。反倒是朱仝在上梁山後,一見殺害小衙內的李逵便要和他伙拼,這才顯得朱仝是有血有肉、大仁大義的真英雄。

其他不近人情的情節還有秦明在被宋江害得家破人亡返回清風山後,外號「霹靂火」的他不但沒有追究宋江等人的行為,而且還接受宋江作媒,娶了花榮的妹子作繼室,這樣描寫秦明實在太不近人情了。另外又如梁山大軍在活捉高俅後,宋江要將之釋放,而與高俅有血海深仇的林沖竟然不發一言。《水滸全傳》只是描寫林沖對高俅「怒目而視」,這樣未免把林沖描寫得太窩囊了。

正如《水滸傳》的造反和招安情節給後世的續書和改編者以無窮的發揮空間,同樣《水滸傳》的糟粕也成為某些續書或改編針對的對象。對於原著的糟粕,大致可分為三種處理手法。第一種是索性刪去這些糟粕,例如《潔本水滸傳》和《水滸少年版》便是採取這種處理手法。第二種是竭力改善梁山好漢的形象。在這一方面,改編和續書的具體處理手法又各有不同。由於續書無法對原著作任何改動,因此它們只能通過描述梁山好漢的義舉突出梁山人物的正面形象,藉以掩蓋原著糟粕中的負面形象。由於《水滸傳》的歷史背景正是北宋末年內憂外患交煎之際,有幾部續書便選擇描述梁山好漢參加抗遼或抗金戰爭,藉以突出他們的愛國形象(包括《水滸後傳》、《水滸外傳》和張恨水的《水滸新傳》;此外,《征四寇》和褚同慶的《水滸新傳》也有梁山好漢抗遼的情節)。其中張恨水的《水滸新傳》更是一部「借古諷今」之作,該書創作於日本侵華時期,其主旨便是借描述梁山英雄的抗金事蹟以激發同胞的抗日鬥志。因此對梁山人物作了非常正面的描述,例如原著中兩個備受爭議的人物董平和宋江,在該書中都成了抗金烈士。其中有關宋江之死的情節,更大大改善宋江的形象。該書借用《水滸全傳》中宋江被朝廷鴆殺的情節,描述宋江為金人所挾持,因不肯屈服金人而飲鴆自殺。這樣一招「移花接木」,便把宋江原來的愚忠形象改為愛國烈士的形象。另一部續書《古本水滸傳》則使用另一種手法。該書突出梁山好漢的鋤強扶弱和劫富濟貧形象,以五十回的篇幅大書特書梁山好漢在大聚義後的各種英雄事蹟,從而掩蓋了前七十回的某些負面形象。

如果續書所用的手法還只是補救,無法抹去原著的污點,那麼《水滸傳》的改編小說則是索性對原著中的糟粕進行改寫。《水泊梁山》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該書基本上沿襲原著的故事,但對原著的糟粕作大幅修改,尤其是對宋江形象的改善。例如在有關秦明落草的情節中,該書刪去了宋江陷害秦明的情節,改為青州太守慕容彥達陷害秦明並殺其全家。此外,該書還特地加上宋江開導啟迪清風山、潯陽江、揭陽嶺強人的情節,勸他們放棄殺人不義勾當,這樣既突出了宋江的正面領袖形象,亦顯示梁山好漢雖出自綠林市井,但終能接受教化,改邪歸「正」(成為不濫殺無辜的綠林豪傑)。

其實有很多民間傳說都美化了梁山人物的形象,這可能是由於梁山人物已深入民心,老百姓希望他們的偶像真正是鋤強扶弱、劫富濟貧的英雄,因而產生了一些美化梁山人物的傳說。例如,《水泊梁山的傳說》一書便收集了山東一帶有關梁山人物的傳說,其中便有時遷、孫二娘劫富濟貧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是不見於原著的。除了民間傳說外,歷來有關《水滸》故事的電影或電視劇集都有美化梁山人物的傾向,它們或者略去原著的糟粕,或者索性改編原著的某些情節,使梁山人物的行為「合理化」。例如多年前香港某電視台拍攝的《迫上梁山》劇集便刻意改善潯陽江水賊張橫的形象。原著本來述說張橫假扮艄公載運客商渡江,在船到達江心時搶奪客商財物,並且還迫人跳船,不理他人死活。而該劇集則把這段情節改為張橫把船划到近岸處才迫人跳船涉水上岸,這樣便大大改善了張橫的形象。其實這些美化正正反映了原著糟粕的不合理性。正是由於編劇覺得依照原著把這些糟粕拍攝出來,勢必影響觀眾對梁山人物的觀感,所以才選擇「不忠」於原著。

上述兩種手法的共同點是力求保持梁山英雄的正面形象,而第三種手法則是保留原著糟粕所突顯的負面形象,並且加以發揮,描述梁山部分人物最後得到的「報應」,《蕩寇誌》和《殘水滸》是這方面的代表作。誠如前述,《蕩寇誌》是一部由統治階級立場出發的「反水滸傳」,該書作者對梁山人物深惡痛絕,尤其對其首領宋江更極力描寫其奸惡和虛偽面貌。該書還塑造了一眾忠臣角色,以影照出宋江的假忠假義。最後該書以梁山被官軍蕩平結束,還特地加插宋江在逃亡時為漁民賈忠、賈義所捉的情節,以暗喻宋江終為假忠假義所誤。《殘水滸》則針對原著的糟粕而大加發揮。對於前述某些遭梁山頭領滅門的女性人物,該書描述了她們的復仇過程。例如分別遭李逵和董平滅門的扈三娘和程小姐均親手除滅仇人,其中作者更安排程小姐在毒殺董平後自殺身亡,這簡直是塑造了一個烈女形象。對於宋江,該書同樣塑造了一個假忠假義的形象,並且把宋江說成是用毒箭射殺晁天王的真兇,最後以宋江眾叛親離,其所作所為被眾頭領揭穿而結束。

以上筆者概述了《水滸傳》的糟粕,目的是要說明《水滸傳》是一部非常複雜的小說,任何簡單化評價都會失諸偏頗。以往歌頌《水滸傳》的評論都對這些糟粕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這不能準確反映《水滸傳》的真貌。必須承認,《水滸傳》的糟粕所反映的意識的確是不值得宣揚的不良意識,也確曾對社會造成一些不良的影響。例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便指出

「今我國民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

可是我們也不必因這此而全盤否定《水滸傳》,把它斥為壞人心術的「晦盜」之書,因為《水滸傳》除了這些糟粕外,也確曾記載梁山好漢的某些英雄事蹟。而梁山人物的形象除了是綠林強盜外,也是不畏強權的造反者和重情重義的好漢。

筆者認為《水滸傳》其實反映了中國古代農民造反者的真實一面,他們往往帶有兩面性,亦俠亦盜。誠如前述,在古代造反者往往難以跟盜賊或其他犯罪分子劃清界線。因此《水滸傳》的糟粕其實只是反映以下這一事實,歷代的造反者往往是品流複雜的隊伍,當中既有為勢所迫,鋌而走險的善良百姓;亦有生性強悍,憤世嫉俗的好漢;更有怙惡不悛,凶殘成性的惡匪。除了品流複雜這一因素外,造反活動性質的改變也可能造成造反者的兩面性。梁山泊便曾經歷這種改變,從最初嘯聚山林,打劫村坊的山賊,發展到後來以「替天行道」為旗幟的反政府軍,實在經歷了巨大轉變。而經歷這種轉變的梁山頭領,其性格行為亦多少會受到影響。就以開設人肉作坊的孫二娘為例,她在上二龍山後便已停止這種傷天害理的行為。到上梁山後進一步成為參與「替天行道」事業的一員,便更不會幹這種有辱梁山名聲的勾當。因此孫二娘的形象也從一個女魔頭演變為女中豪傑。正由於梁山很多頭領都曾經歷這種變化,他們便具有兩種形象。

其實,對江湖人物亦俠亦魔的描寫並非《水滸傳》所獨有,當代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在其膾炙人口的小說《倚天屠龍記》中也有描寫明教中人的各種乖戾乃至殘忍行為(註6)。其實既然被稱為「魔教」,我們便很難期望明教中人一個個都是正襟危坐的衛道之士。可是在《倚天屠龍記》中明教中人又是以正面形象出現的(尤其是在張無忌成為教主之後),事實上,作者更把明教說成是領導漢人推翻蒙古外族統治的民族英雄,朱元璋便是明教的一分子。其實這裡也有一個作者站在誰的一邊的問題。假如《倚天屠龍記》的作者不是把主角張無忌安排為殷素素的兒子,而是龍門鏢局當家都大錦的兒子,那麼殷素素在小說中便成了女魔頭和張無忌的復仇對象,即使作者絲毫沒有改變對殷素素所作所為的描述。而更有趣的是,正如以《水滸傳》為藍本的電視劇集竭力美化梁山人物形象,幾年前某臺灣電視台拍攝的《倚天屠龍記》也竭力美化殷素素的形象。例如該劇集把殷素素濫殺龍門鏢局八十多人的情節改為殷素素在混亂的情況下錯殺龍門鏢局中人,這樣便大大減少殷素素的凶殘形象。作為不同時代作家的兩部作品,《水滸傳》和《倚天屠龍記》竟然有這些相同之處,或許這就是描述亦正亦邪人物的小說的共通點。

結語

最後要提的是,《水滸傳》的複雜性其實還表現在我們向青少年推介這部小說的態度上。究竟我們如何向青少年推介《水滸傳》?毫無保留地推介這部小說?可是我們如何向他們解釋書中的糟粕?假如青少年模倣梁山人物的反社會行為,我們作何反應?僅向青少年推介《潔本水滸傳》或《少年版水滸傳》?可是這樣做只是隱惡揚善,令他們不能準確了解《水滸傳》真實的一面。把《水滸傳》視為洪水猛獸,不鼓勵青少年閱讀?這樣做不啻是因噎廢食。《水滸傳》作為中國四大古典小說之一,在外國也享有崇高地位,縱然有一些糟粕,也不應全盤否定它的文學價值,亦不應抹殺梁山人物的正面形象。而且,歷史已多次證明,把《水滸傳》打為「禁書」只能產生反效果。

那麼在推介《水滸傳》時應當採取甚麼態度?筆者認為就讓青少年自己去判斷吧。筆者自七歲那年接觸《水滸》故事起,便經歷過從一面倒認為梁山頭領全是正面人物到逐漸認清梁山人物的亦正亦邪性質的過程。其實,這不就是一個思想逐漸成熟的過程嗎?在孩提時代,我們總認為這個世界非黑即白,所有故事、劇集中的人物非正即邪。但其實這個複雜世界可以存在亦正亦邪的事物,而這種認識只有在我們思想較為成熟後才能達到,正是基於這一點,筆者認為《水滸傳》是一部思想性複雜的文學作品。


註1:請注意這裡只是就「一般讀者」而言。對於那些本身正從事反對現有社會制度行為或持有這種思想的人(例如犯罪份子、黑幫人物、憤世嫉俗的人、革命份子、造反者等),或者正處於「革命火紅」年代或「打砸搶」已成為家常便飯的社會來說,《水滸傳》的造反主題當然並不構成沖擊。

註2:清代文人金聖歎把《水滸傳》的後半部分刪去後,世上流傳最廣的《水滸傳》版本便是這個刪節本(世稱「七十回本」)。七十回以後的故事已鮮為人知,筆者在幼年時便曾千辛萬苦才覓得「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又稱《水滸全傳》),得以讀到七十回以後的故事。只是直至近年,「一百二十回本」才重新為人所認識,不過即使如此,「七十回本」仍是當前最通行的《水滸傳》版本。

註3:一般所稱的「征四寇」中的「四寇」是指梁山歸順朝廷後奉命前往征討的北方外患遼國以及三個造反者-田虎、王慶、方臘。其中征遼的情節自然是虛構的,田虎、王慶更加史無記載,只有方臘真有其人。不過根據歷史所載,討平方臘的並非宋江。

註4:例如當宋江向被俘朝廷將領韓滔、呼延灼、關勝等勸降時,便告訴他們落草梁山只是權宜之計,「等朝廷見用,受了招安,那時盡忠報國,未為晚也」。同樣,在宋江攻打華州向太尉宿元景借金鈴吊掛時,對宿元景禮待有加,生怕得罪這位太尉,其目的也是要為他日受招安鋪路。

註5:本文提到的《水滸傳》續書和改編共有十一種,其中包括八種續書,即陳忱的《水滸後傳》、青蓮室主人的《後水滸傳》、俞萬春的《蕩寇誌》、姜鴻飛的《水滸中傳》、王中文的《水滸別傳》、程善之的《殘水滸》、張恨水的《水滸新傳》和《古本水滸傳》(作者不知名),以及三種改編,即褚同慶的《水滸新傳》、散髮生的《新水滸傳》和劉操南的《水泊梁山》。此外,還有一部《征四寇》(據傳作者為羅貫中),即「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全傳》的後五十回。不過《征四寇》究竟算是續書,還是原著的一部分,歷來眾說紛紜。有關這些續書和改編的內容簡介,請參見拙文《〈水滸〉縱橫談》

註6:例如「青翼蝠王」韋一笑需喝人血續命,「金毛獅王」謝遜曾濫殺無辜,與武林正派結下莫大仇怨;殷素素曾屠殺龍門鏢局上下八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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